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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9

从来没有打算看这个电影,到外地出差——开庭,结果到了法院被告知开庭时间延期了,返程时间还早,吃点饭,打算去看个电影消磨这剩余的时间。手机上翻一翻,觉得《无问西东》的海报做的好,有想一探究竟的感觉,就选了《无问西东》。

哪个时代的人更好呢?民国初创、抗日时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现代,或许你会说现代最好。现代人们物质丰富、生活安定,真的不错。可是,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烦恼,现代人的烦恼或许与前几个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每个年代的人都面临着选择,从上学还是入伍、专业选文科还是理科到究竟爱还是不爱、爱这个还是爱那个、勇敢地站出来还是懦弱缩回去、如何面对诱惑等等。或许每个时代的选择对象不同,不过选择是不变的命题。面对选择谁都会迷茫,都可能有动摇、都可能不知道如何选,都无法面对选择之后的失去。选择没有对错,只考量是否出于真心。

每天生活在忙碌之中,好似忙碌的我们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忙碌的我们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忙碌给我们的是踏实还是真实。我们用忙碌掩盖的是虚伪还是虚弱?我也每天忙碌,哪一天不忙碌了还真的会不适应,或许在内心的深处觉得没有忙碌意味着今天没有努力,或许意味着将被别人超越,或许意味着自己变得不重要了。或许,有一天我们从忙碌中解脱,才知道我们的真心是什么。

谁又能面对自己的真心。即使我们能找到了我们的真心,可是我们能面对吗?敢面对吗?无数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忽略它、掩盖它。比如,这个真心会伤害别人,这个真心没有为他人考虑,这个真心不是父母想要的,这个真心不是爱人喜欢的。怎么办?直面自己的真心真的很困难,困难到我们手脚无措,不知道如何安置它,但是不要等到我们死的那一刻才能坦然的面对它。

我们总想着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每一代人有自己的人生,我们经历的,下一代会继续经历。我们经历了失败、失恋、欺骗、受伤、被侮辱、被陷害、被殴打,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经历我们已经经历的这些。可是,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他们依然可能会经历。他们经历了之后又会重复我们对父母做的:报喜不报忧,我们也不知道。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人类几千年来进化也就那么一点点。

你追求完美吗?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吧。上学的时候不愿意偏科;谈恋爱的时候希望对方长得好、家世好、脾气好、前途好、对你还好;希望事业上的成功,希望得到同事、同行的内心的尊重,希望别人提起自己会竖起大拇指;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自己却没有长大,走在一起像姐妹俩。可是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也不需要,需要的是从心底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谓与同情。我们有吗?我们已经习惯了给出笑容,而不是真心;给出支持,而不无关正义;给出无谓,为了利益;给出同情,因为需要。对,我们或许也有这些,就是不是从心底里出来的。我们心里的东西永远深藏吗?

生在现在,活在现在,不用庆幸我们的幸运,因为与以前的年轻人相比,我们少了慷慨激昂的青春,少了返璞归真的认真;也不要惦记以往的美好,或许以前时间过得很慢,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现在速度很快,心里依然可以一生只爱一个人。

看完这部电影,不想写影评,只想写点感受。更不想剧透,剧透是对优秀电影最直接的伤害。无问西东,只问自己。

最后,电影中用到的泰戈尔的诗《爱者之贻》作为结尾吧:

世界对你,就好似老奶奶摇动纺车时低声吟唱的小曲,无意义无目的,又充满随心所欲的想象。

但是,有谁知道,也许就在这闷热倦人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特的货物,已经上路?他响亮地呼唤着路过你的门前时,你便会从依稀的梦中惊醒,将窗儿洞开,抛下面纱,走出房门,去迎接命运的安排。

(文/赵虎律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18年1月17日晚9:00-10:00,虎知娱乐法第十七期在线沙龙顺利举办。本期沙龙主题为“李小璐、马苏事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讨论”,特邀嘉宾分别为优尼影视的法务总孙聪,乐漾影视的法务亚宁,北京市国振律师事务所李轶律师,以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参与讨论的还有传媒公司从业人员、对传媒娱乐法感兴趣的多为律师和群友,嘉宾们与群友一起就“1.李小璐夜宿皮几万家中被曝光,作为明星,其隐私权、名誉权保护界限在哪;2.马苏在面对名誉权遭到侵害时,选择以诽谤罪提起自诉,她的选择是否妥当;如果公司或者个人,在名誉权遭受侵害时,应该如何维权;3.艺人负面新闻的曝光,对其参演的影视剧的影响有哪些?影视公司和经纪公司与艺人签约时,如何设计合同条款,可以防止负面新闻曝光给自己企业带来损失。”这三个话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在这有限的一个小时内,嘉宾们毫无保留地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并与群友围绕本期的主题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大家均在这场交流中有所收获。

一、 李小璐夜宿皮几万家中被曝光,作为明星,其隐私权、名誉权保护界限在哪?

张晶提问:既然为明星,还要隐私权吗?

张玉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01 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赵虎律师表示,明星的隐私权与我们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到现在都不知道李小璐和pgone究竟做了什么。

孙聪老师表示赵虎律师的问题好,到底做了什么是关键?夜宿是否真实,如真实,则是客观描述,对于是否构成侵权,有待商榷。如不真实,也可能是无中生有,就是诽谤

李轶律师表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存在冲突,怎么去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是关键。

朱立新律师认为,是人都有隐私权,但是保护的范围和力度不尽相同。李去万家过夜,这是被人通过公开途径获得的信息,进行公布,作为公众人物,个人认为不构成侵权。

亚宁老师表示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利,演艺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当然也享有,但与普通社会大众有所区别。明星需要合理让渡一部分隐私权给公众,对其身体特征、年龄、个人嗜好、婚恋状况等隐私的披露。

张晶表示赞同,既然愿意作为公众人物,并且也取得了公众人物的对价,那就要放弃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不能有行为瑕疵出现,

孙聪老师认为明星是公民,理应收到法律保护,但因其为公众人物,隐私的定义更宽容松,本身有较大容忍。

马超群提问,相关的法律依据呢?

赵虎律师认为明星主动走到聚光灯下,自然被照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隐私权的界线与常人不同。

李轶律师认为,首先可以区分涉及到隐私的一些事件,是明星自己主动曝光还是被媒体曝光的。如果是明星为了出名或吸引眼球主动曝光自己的隐私,就不存在媒体报道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亚宁老师表示,明星各种丑闻的披露,来源合法真实又没有编造等,我认为是不构成侵犯隐私权;不过对明星的私人信息,如身体健康、家庭成员、私人空间等与私人生活安宁相关的信息,不经本人同意公开,如果公开的话,是侵犯隐私权的。

朱立新律师:但是,假如通过其他非正当手段,获取了二人再万家做了什么,即隐私空间里的内容,则构成侵犯隐私权。

亚宁老师认为如果是为了炒作自行曝光,其实也就不存在隐私权的问题

李轶律师认为,手段非法,但是曝光的是丑闻,也就是关乎公共利益的部分,侵权么?

赵虎律师表示,说到了诽谤的问题,如果构成诽谤的话,其实侵犯的是另一个权利:名誉权。

闫曦佳提问,狗仔队用“无人机”在私人住宅窗户外对里拍,算侵犯隐私权吗?

张玉娇: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朱立新律师认为这种情形构成了侵犯隐私权了。因为根据正常途径是无法看到或者拍到15楼室内的,即使没拉窗帘。我觉得这应该还有一个基本常人日常判断的标准。

亚宁老师认为是侵犯隐私权,即便没有拉窗帘,明星家庭内部的空间也应属于隐私权包含的范畴了

孙聪老师提问,隐私权的界限是什么?也就是如何界定隐私,两明星酒店登记是否属于隐私?

赵虎律师表示,李小璐事件,狗仔队拍到的好像都是在公开的场合,比如停车场、马路上、室外,这个侵犯隐私权吗?好像不侵犯。

亚宁老师认为是对纯粹的私人信息和私人空间的侵犯。李小璐事件不涉及隐私权的侵犯。

闫曦佳表示隐私权是我的事,是真的,但不愿让人知道;名誉权是我的事,是假的,你诽谤我。

孙聪老师提问,任何侵权必有损害,所以李小璐事件的拍摄照片对其造成了什么伤害?

亚宁老师表示应该当明星的个人事项与公众享有知情权的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公共合理兴趣存在着联系时,隐私权才应该受到限制。

赵虎律师表示之后各种没有证实的说法,比如李小璐与pgone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证据报道的话,侵犯的不是隐私权,而是名誉权了。知情权也很重要。现在李小璐和pgone应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这个应该属于知情权范围了。

朱立新律师表示李小璐与pgone有隐私权,没有义务告知公众人家那晚都干了啥。公众的知情权貌似越界了吧。

赵虎律师认为?这个事情要看怎么说,明星有一些社会义务,要注重社会道德。

闫曦佳提问,公众对明星的私生活依据什么有知情权?

朱立新律师认为并没有什么依据。

李轶律师认为侮辱和诽谤都可能侵权名誉权。与明星自身演艺事业无关又不关乎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部分是属于明星应受保护的隐私。

朱立新律师表示,酒店登记的内容构成隐私,因为这个登记信息酒店也无权向第三方披露的。但如果两个酒店前台登记时,恰好让人拍到,并进行传播,则不够成侵权,酒店大堂属于公共场所。

张玉娇表示,其实狗仔队还是很注意保护自己的,用语上也比较注意,直接是李小璐夜宿皮几万家中,有视频作为证据。

李轶律师提问,狗仔队的这种偷拍通常都会采用跟踪的方式,即使曝光照片视频不属于侵犯隐私权,但跟踪行为也涉嫌违法了吧?

赵虎律师认为,明星出轨与公共利益之间,应该有关系。

源缘圆认为,这种事个人看法是既要适当阻止,也要留下后路。法律和商业密不可分。从法律角度而言,明星当然有隐私,所谓放弃部分私人权利只是公众心态,而非法律。依法明星当然有权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私事。

亚宁老师表示,明星享受着作为公众人物的优势,和公众相联系的事项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是由公众知晓的。法律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公众人物有社会导向和榜样作用,有保持良好公众形象的义务。

李轶律师表示,明星作为社会公众人物有着一定的社会导向和榜样作用,出轨吸毒这种丑闻,如果确实属实,报道出来不侵犯隐私权。

孙聪老师认为明星私生活属于隐私,但不可以将私生活肆意猜测或揣摩后发表。

赵虎律师表示,私生活,是不是可以分为合法的私生活与违法的私生活呢?

朱立新律师认为,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私人生活的具体内容,明星也有保密的权利吧。至少这样不违法,也够不上侵犯公众的知情权

孙聪老师表示,《关于办理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和《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

戴越认为,已经定性为私生活,那么法律肯定不介入,没有合法不合法之分。

赵虎律师表示,对于一些私生活,比如出轨,其实是有法律规定的,不只是道德问题,比如《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

亚宁老师认为普通大众的私生活达不到被社会公众关注、并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的程度。

张玉娇表示,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相对于普通人的人格权,明星的人格权还是有所让渡的。

闫曦佳认为明星要有更大容忍度,只有判例的。

二、 马苏在面对名誉权遭到侵害时,选择以诽谤罪提起自诉,她的选择是否妥当;如果公司或者个人,在名誉权遭受侵害时,应该如何维权?

孙聪老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必须是无中生有,进行散布,针对特定人。

赵虎律师:马苏选择司法途径,至少比在微博互骂要好。法院公开审理,公开宣判,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做出判定。

李轶律师认为如果马苏想要赔偿可以用刑事自诉促和解赔偿但很多明星起诉有时不是为了要钱,而是出气,就想让造谣者进去。估计要是这样的话,可能实现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亚宁老师表示,今天看黄毅清的微博,有关马苏的微博已经清空;但是马苏提起刑事自诉,不失为在娱乐圈为恶意侵害明星名誉的某些团队敲响警钟。不过我认为可以同时提起名誉侵权的民事诉讼。

赵虎律师表示不太赞成用刑事的手段。一来胜诉希望降低,二来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赢了,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一般我不赞成。

朱立新律师认为,刑事自诉诽谤罪的成功率还是蛮低的。但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根据目前的判例,惩处力度又不大。

李轶律师表示情节严重,怎么判断,像其他罪名一样,就是指的造成受害人自杀后果么,想入罪有点难度。

孙聪老师认为马苏这个做法很对,也找对了律师,就是先不谈民事侵权,一下让你承担刑事责任,人生有污点。《关于办理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和《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这两个解释中规定了情节严重。

赵虎律师认为行走江湖,要维权,也要注意不要把别人的路都堵死。遇到这样的案子,一般我都建议通过民事侵权的方式,对双方都好,分清是非就行了。

张玉娇提问,近期有朋友问,如果竞争企业在网上发一些诋毁影视公司的言论,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现在也没有找到发布这个信息的源头,只看到网站上面有类似信息,嘉宾们帮忙解答一下吧。

孙聪老师表示,诽谤不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都是不告不理,应该涉及到不正当竞争和名誉权吧。

亚宁老师表示这需要看发布的主体是否可以直接定位竞争企业,具体还需要看程度:涉及不正当竞争和名誉侵权。

朱立新律师认为?涉嫌商业诋毁。但是问题是对于发布在第三方网站的信息,很难核实发布主体。可能只能以名誉侵权诉发布信息的网站。

李轶律师表示名誉权、隐私权侵权都可以主张财产损失,但是财产损失多少不好计算。

张玉娇表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0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朱立新律师亚宁老师均表示财产损失法院支持的数额不会太多。

亚宁老师表示一般要求平台删除,侵权主体公开道歉,消除影响。不过前期都会发函接洽。

孙聪老师表示网站只要有其实都可以将转载的网站作为对象或者是选取大的?还要看是否有恶意。同时做好公证的证据保全。

李轶律师认为那就要求网站在转载相关文章时须尽到一定的审查义务。

三、艺人负面新闻的曝光,对其参演的影视剧的影响有哪些?影视公司和经纪公司与艺人签约时,如何设计合同条款,可以防止负面新闻曝光给自己企业带来损失?

李轶律师表示:增加违约条款约束明星艺人拍片期间出现丑闻事件。

亚宁老师认为,结合近几年出现的情况,稍稍就影视项目出现问题做了一个大致总结,与各位共同讨论。已播出的:停播、无法复播;筹划拍摄,已做宣传:商议其他演员档期,官宣、定妆照需要重新拍摄,剧组整体支出增加;已杀青:无法继续播出,全部官宣撤档;影视剧投资方可以说是血本无归,组内演员的戏份无法播出,相关宣传无法继续制作。可能面临广告商、投资方的诉讼问题。

赵虎律师表示现在跟明星签订合同,一般都有形象风险条款,要求明星保持正面、积极形象,否则构成违约,守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艺人需要赔偿损失或者支付违约金。但艺人往往也没有能力赔偿全部损失。

亚宁老师认为其实作为影视项目制作公司和同组演员来讲,艺人能够赔偿的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所以各位制片人挑选主创人员时,要多注意公众形象问题。

张晶表示艺人能够接受的赔偿相对出品方的项目投资少之又少。就算有,他们也不接受赔偿额度高的合同。制作公司在挑选艺人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艺人的公众形象问题了,只能是选取相对好的,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对项目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孙聪老师表示,用人风险,商业主体都面临,可能就要建立类似信用体系,选择信用或声誉好的;确实无法回避时,只能降低风险。

亚宁老师表示合同条款中也要可能将因为演职人员个人行为给影视剧造成损失的个人行为条款进行扩大,违约责任提升。

朱立新律师认为其实可以通过演员合同进行约定的,出了问题给片方造成的损失可以进行索赔。但具体就是看举证到什么程度,以及演员的经济承受力了。

孙聪老师提问,高额赔偿,如果真发生诉讼,会不会要求调低?

赵虎律师表示违约金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关键看实际损失能否证明。

亚宁老师表示,目前没有查询到之前的劣迹艺人事件有诉讼案件,一般设定要求返还已收片酬并赔偿全部损失。不是主创人员还好,要是主创人员的话,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李轶律师认为,其实对艺人来说只要能管理好自己,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对于这种关于形象风险条款,同意也没什么太大风险。但对于投资方制作方来说积极争取在合同中增加这种条款太有必要了。

朱立新律师认为,一般出问题导致片子补拍造成重大损失的还是主演之类的稍有名气些的演员吧。否则,一个三线四五六线演员出点负面新闻,恐怕媒体都懒得关注。即使有影响,戏份不是很多,损失也会较小一些。

孙聪老师提问:那就可能意味着即使合同约定很高也是吓唬人的,违约金有个大体标准没?我以前在地产,北京解除合同违约金大体都在5-10%。

李轶律师表示,违约金约定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可以向法院主张降低,关键是实际损失的确定,是否包括预期利益。还有举证责任是在守约方还是违约方。

亚宁老师表示,既要看双方约定还要看实际损失,所以合同中要明确写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等可能发生的损失项目。

朱立新律师表示预期利益没法计算的,法院基本没法支持。

孙聪老师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条款。

赵虎律师:这段时间还出了曾志伟的事件,好似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媒体报道却言之凿凿,也涉及名誉权的问题。

亚宁老师表示影视项目如不能播出,招商、宣传等花费的成本都是在损失里的,还有和其他第三方的合同都可能涉及违约赔偿的问题。

李轶律师表示认可,合同约定的肯定是越清晰越好但是再厉害的律师写的合同也可能有防范不到的风险点,有时候合同写的太严谨会制约商务交易。

致谢

非常感谢优尼影视的法务总孙聪,乐漾影视的法务亚宁老师,北京市国振律师事务所李轶律师,以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张玉娇,以及朱立新律师、张晶、闫曦佳、源缘圆、戴越等群友们的积极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2018-01-18
虎知队代理了“远藤ENDO”商标争议的一系列案件,不久前远藤ENDO商标无效宣告的行政诉讼一案,一审判决我方胜诉。2018年1月15日,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日本某公司再次请求“远藤ENDO”商标无效宣告请求的裁定书,裁定对争议商标予以维持,我方胜利。

案件经过

在此之前,日本某公司已经向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过一次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被 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该公司随后提起了行政诉讼,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一审判决我方胜诉。

2016年7月5日,日本某公司再次向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对我国公民张某某的远藤ENDO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案件结果

虎知队针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了详细的质证意见,赵虎律师指出:争议商标未被申请人独创,且日本某公司曾经对争议商标提出过无效宣告申请,本案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并且被申请人并非申请人日本某公司的代理人,并且一直在使用争议商标,争议商标的产品销量远远多于日本某公司的产品,知名度也高于申请人的商号商标,并不存在侵权。

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理采纳了我方意见,认为本次远藤ENDO商标无效宣告申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所指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故而驳回日本某公司的无效宣告请求,维持争议商标。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1、创业潮。

创业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创业潮”。创业型公司主要是围绕“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表现为各种“互联网+”,这些公司或者有新的商业模式,能整合现有的资源;或者有新的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方面的技术,可以革新现有的商业生态。

2、创业型公司的特点。

与传统企业相比,创业型公司有很多特点。例如:相比传统企业,创业型公司的创始人一般都很年轻,创业型公司的没有很大的家底同时没有很大的负担,创业型公司以改变传统行业为己任。另外,创业型公司也有很多的缺点,例如:相比传统企业,创业型公司产品或者服务的市场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培养,创业型公司缺乏各种资源,创业型公司抗风险能力很低,创业型公司没有法律团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要想超越传统行业企业,创业型公司只有在技术或者商业模式上下功夫,技术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充满了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相比商业风险,往往创业型公司对于法律风险的估计远远不足。如果对法律风险的估计不足,法律风险又随时可以成为商业风险的一部分。

3、中国市场的山寨文化。

在我国,当技术和商业模式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经常是靠不住的。很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也知道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投入不足呢?因为我国一直“山寨”文化横行,所谓“窃书不为偷”。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一出现,不成功则已,一旦有点成功,市场上马上冒出若干仿冒者,让市场变得混乱不堪。对于研发者、创始者来说,这往往代表着前功尽弃。

尤其是各种“互联网+”,面临的市场环境更为恶劣。不只我国,当诞生那天开始,互联网一直奉行免费原则,只有免费的东西才能得到有效地传播,各大论坛、社区以破解收费软件为己任,互联网上可以得到各种免费的资源,比如音乐、电影、书籍等等。当互联网的免费文化遇到我国的山寨文化,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更难得到尊重和保护,对于创新性公司来说无疑是最不利的。

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1、知识产权是创业型公司的唯一选择。

一方面要创新,不创新就不是创业公司,就不是“互联网+”企业,就无法与传统的企业相竞争;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山寨文化横行,创新很难模仿容易,让这些创新性企业怎么办呢?

创新性公司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依靠,那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性权利,法律赋予权利人类似物权一样的绝对权,即使在互联网领域也是如此。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知识产权知道把创新的成果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防止他人的山寨。

2、知识产权包括哪些内容

狭义的知识产权一般来说包括:著作权、商标、专利,广义的知识产权制度还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本文只讨论狭义的知识产权。著作权是对文学、艺术、科学领域作品的保护;商标是对商业标志的保护,通过保护商业标志来保护商业标志背后的商誉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来源;专利是对技术方案的保护。三种制度,三种权利,各有侧重点。

简单的说,企业独立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完成的影视剧可以视为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商业模式可以通过附加商标的形式来告诉消费者谁才是正宗的;革新技术的技术方案可以申请为专利。通过这三个方面,创业型公司的大部分核心竞争力可以得到保护。

三、创业型公司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前面说过,创业型公司有一个特点:一般不配备法律团队,另外胆子大,步子快。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容易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包括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甚至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主要有下面一些表现形式:

1、商品或者服务的名字与《商标法》不符可能引起的冲突。

很多公司给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起名字的时候,只考虑到了呼叫是否响亮,是否有市场竞争力,却没有考虑到有关《商标法》的规定,没有提前进行商标检索,更没有注册商标。因此,导致刚刚建立起一些名气的商品或者服务,因为无法申请商标只能改名字,前期积累的商誉前功尽弃,甚至有可能被真正的商标注册人告上法庭,努力半天却为别人做了嫁衣裳。如果不改名字,时间越长,公司可能损失越大。

2、忽视《著作权法》的规定,抄袭他人的网页。

创业型公司图快,信奉“唯快不破”。有的公司为了赶速度,任性的把他人的作品当做自己的作品,例如:把他人的软件拷贝过来作为自己的软件,把他人的网站、app的内容移植到自己的网站、app上,当然可能在别人的基础上会有发展、有创新,但是包含了他人的智力成果而没有得到授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面临知识产权诉讼,且不说赔偿多少,知识产权诉讼会直接影响创业型公司的融资、上新三板、上市等。

上面的案例有很多很多,知识产权可以为企业服务,但是前提是企业需要了解知识产权是什么,如何才能正确的适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产权没有那么复杂,复杂到以至于企业学不会;知识产权也没有那么简单,以至于没有学过法律的老板靠自己的想象就能让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得到完善的保护。

也有一些创业型公司认为自己处于刚刚建立阶段,积累用户为第一位的任务,知识产权还是其次,可以等到壮大一些再说,岂不知,如果一开始就忽视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企业壮大之后可能无法收拾。比如,如果企业有核心技术,没有申请专利把产品推向市场。如果产品受欢迎,企业再想申请专利将无法满足《专利法》有关新颖性的要求。到这个时候,只能振腕叹息了;还有的创业型公司刚开始怠于保护知识产权,结果自己开发的新技术被别人(往往是自己公司的离职员工或者竞争对手)申请为了专利,或者自己使用的一些名号被别人注册为了商标,反过来被别人要求停止“侵权”,不得再使用。

四、创业型公司利用知识产权的正确姿势

1、创业型公司要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意识,甚至需要懂得一些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

创业型公司的管理人员不一定精通知识产权,但是应该有知识产权意识,能够想到公司的作品、新技术、商标等要通过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保护,明白“保护越早,成本越少”的道理。

在我们服务的创业型企业中,往往吃过亏的企业这方面的意识要强一些,没有吃过亏的企业胆子要大一些。胆子大,走得快,关键要走对。如果走错了,越快风险越大。

2、创业型企业可以聘请专业的法律团队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

企业的管理人员不知道知识产权的具体知识和操作规则是很正常的,可以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现在有商标代理公司(很多律师事务所也有商标代理的资质)可以代理公司商标注册,专利代理公司代理公司申请专利,还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律师可以帮助企业全面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统筹规划知识产权管理等。

创业性企业经常以资金少为由,不愿聘请法律人帮助企业解决法律问题,甚至很重要的合同老总自己看看就签字盖章了。岂不知,相比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那点费用其实是很低的。用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的理念,在很多创业型企业中没有建立起来。

3、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动力推动企业发展。

创业型公司与国有、民营大中型企业相比,缺少市场、资源、人才等,不能在一个水平面上竞争,而是要另辟蹊径。创业型公司应该专注于商业模式创业和技术创新,并把商业模式和技术尽快转化为知识产权,实现知识产权的积累。知识产权就像一把利剑,可以帮助创业型公司杀出一条血路。

4、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致力于打造诚实信用的商业环境。

创业型企业不同于以前的手工作坊,应该有更高远的目标,有更高尚的商业道德,共同打造诚实信用的商业环境。

如果创业型企业用“侵权”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那么只不过是在掠夺他人财富罢了,不但会成为被维权的对象,也很难有大的发展。

创业型企业应代表生产力的新业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共同打造诚实信用的商业环境,才能得到尊重,才能够成长起来。

综上,创业型公司如果想超越传统行业企业,必须在商业模式或者技术方面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个核心竞争力不应该是会被简单模仿,不应该被传统大企业简单复制,也不应该是建立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基础之上的。即使被模仿和复制,也可以依法制止他人,实现市场独占。但是,目前这个状况并不理想。很多创业型公司更多的像“点子公司”,而且只关注VC、PE,不关注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创业型公司不注意我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知识产权有可能成为创业型公司的命门。

2018-01-10

近日,赵雷北京演唱会因为没有完成报批内容中的节目内容(申报了40首,演唱了27首),且演出前售票宣传信息中未告知消费者该场演出最低时长、最低演唱曲目信息,举办该演唱会的单位被罚款5万元。因为未向社会公示演出最低曲目而被罚款,这是第一案。那么罚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还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一、法律依据

2017年76日,文化部做出了《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在该通知中涉及到四个大问题,其中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有关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长期以来,演唱会的市场有一些乱象:很多时候正常途径买不到票,黄牛手里却有票;门票不按照票面金额销售,加价销售;囤票、炒票;某歌手的演唱会,却让别人唱了很多首歌;观众只知道演唱会开始的时间,不知道演唱会结束的时间;观众只知道哪位歌手的演唱会,不知道这位歌手会唱什么等等。时间长了,这些乱象好似成为了某些潜规则,大家见怪不怪了。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若干权利,其中有一项为知情权。即: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还有一项为公平交易权,即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我们买手机、买电脑的时候是消费者,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其实,买演唱会门票,去听演唱会,也是消费者,也应该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如果说长期以来营业性演出市场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没有具体规范的话,2017年文化部《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即做出了具体规定。根据该通知的规定: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在销售演出门票时,应当明示演出最低时长、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信息,涉及举办演唱会的,还应当明示主要演员或团体及相应最低曲目数量;应当公布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不同座位区域票价,实时公示已售、待售区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监督权,促进公平交易。

也就是说,以前在销售演出门票的时候,并没有相关规范要求对一些演出情况做出详细的说明,但是2017年7月之后,必须根据该通知的规定,对一些必要的事项进行公示,向消费者说清楚,包括:演出最低时长、演员信息、主要演员是谁、最低曲目数量等等。如果没有公示,则违反了该通知的规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次,赵雷演唱会举办单位被罚款,第一是因为没有按照该通知的规定公示这些信息,第二是因为没有完成申报曲目。

二、其他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

《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还有哪些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呢?一共三条:

1、关于门票销售条件、价格和禁止虚假宣传的。

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预售或者销售演出门票前,应当核验演出举办单位的营业性演出批准文件,不得预售或销售未取得营业性演出批准文件的演出门票。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应当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捂票囤票炒票,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

2、关于门票销售数量的。

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量的70%。经公安部门批准,全场可售门票数量确需调整的,应当及时明示相应区域并予以说明。

3、关于向社会公示内容的。

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在销售演出门票时,应当明示演出最低时长、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信息,涉及举办演唱会的,还应当明示主要演员或团体及相应最低曲目数量;应当公布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不同座位区域票价,实时公示已售、待售区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监督权,促进公平交易。演出举办单位或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应当留存演出门票销售记录(包括销售时间、购买账号等信息)及相关合同6个月备查。

三、其他法律问题:违约的法律责任

观众购买演唱会门票,就如何旅客购买火车票一样,买完票就与演唱会的举办方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演唱会的举办方需要根据买票的时候公示的内容和宣传的内容来履行合同,如果履行合同过程中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则构成违约,需要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比如宣传的主要歌手是A,但是B唱的歌比A还多,成了B的演唱会,则属于“以次充好”;如果公示的是三个小时的演唱会,可是推迟了半个小时,只举行了两个半小时,则属于“缺斤短两”。这些行为,既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又构成了违约。消费者既可以投诉到当地的消费者协会,也可以起诉到法院。

不过,听演唱会的都是粉丝,爱都爱不够,一般不会起诉。一般不会起诉不代表绝对没有人起诉,不代表演唱会举办方就可以忽视自己的合同责任,不全面履行合同。

四、以后举办演唱会怎么办

或许,赵雷演唱会的举办方没有注意到文化部的这个规定,或许申报最低演唱曲目数量的时候理解成了最高演唱曲目数量(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唱40首),不管什么原因,的确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个案件也提醒演出活动的举办方应好好学习文化部的这个通知,也好好学习学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变旧有的潜规则,主动、积极向社会、向观众、向消费者公示演出活动的信息,文化部规定的要公示,没有规定的也应积极公示。或许,行业风气会因此转变很多。

综上,赵雷演唱会被罚案件提醒演出市场的经营者应学习法律、遵守法律,除了考虑自己的钱袋子,也要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文/赵虎)

事件起因:

据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通报,2017年11月30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根据文化部文市举[2017]第2582号信息,举报人反映自己购买了艺人赵雷北京演唱会门票并观看了演出表演,发现实际表演的演出曲目与演出活动之前查看的曲目数量不符,有“缺斤短两”的情况。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执法人员立即对此场演出活动进行调查。经执法人员调查了解,北京某文化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浮游赵雷2017北京演唱会”营业性演出活动,该单位申报演员演唱曲目为40首,现场演出中,主要演员只演唱了申报的27首曲目,未能完成报批内容中的节目内容,且在演出前售票宣传中未告知消费者该场演出最低时长、最低演唱曲目信息,该演出举办单位在演出经营活动中未及时告知观众并说明理由。

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市文化执法总队依法对该公司作出了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此案是全国第一起就演出主办单位未向社会公示演出最低曲目的案件,此案的办理对加强演出市场监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消费者遇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呢?

北青报采访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

赵虎律师观点: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表示:

演出单位对时长和曲目随意更改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或造成违约。消费者购买演唱会门票,实际上与演出单位形成了协议关系。如演出单位在购买网站上已经公示了最低曲目、时长等信息,却在实际演出中没能完成,这就构成了违约。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主管部门反馈或者走法律途径。

事件起因: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2017年8月,江苏省消保委就手机APP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存在四个方面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要求各企业认真对照,主动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方案。截至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按时提交了实质性整改方案,不过百度网讯公司在最终提交的整改方案中,对“手机百度”、“百度浏览器”中“监听电话”、“读取短彩信”、“读取联系人”等涉及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权限拒不整改,也未有明确措施提示消费者APP所申请获取权限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供消费者选择,无法有效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去年12月,江苏省消保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七款、《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停止其相关侵权行为。今年1月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正式立案。

截止目前,百度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那么,怎么看待百度此次涉嫌侵犯用户隐私的事件呢?

北青报采访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

赵虎律师观点: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表示:该案主要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

首先,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因此百度APP需要说明为何需要读取用户隐私,读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非用不可,这些都涉及到知情权。知情权不仅包括同意不同意,因为用户不同意可能就用不了,还包括你为何需要读取用户的隐私,不能简单提供选择。另外,在知情权的基础之上还需要选择权,用户可以自行决定给不给软件这些权限。

其次,这个案件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目前好多手机APP需要各种授权,不然就无法使用,但没有说明是做什么用的。比如地图软件需要读取用户数据是必要的,其他类软件如果要读取用户信息,用户就需要留心这一权限是不是有必要。

就目前信息来看,赵律师倾向于认为江苏省消保委还是有一定理由的,百度APP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可能性。

2018-01-09

事件起因:

2017年12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微博“平安南京”发布消息称:“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017年12月26日向南京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南京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调查。”

据悉,钱宝网的运营模式是用户注册成为钱宝网会员并缴纳保证金后,每天签到,并去“任务大厅”领取“看广告”、“填写问卷”、“试玩游戏”等任务,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钱宝网用户缴纳10万元保证金,并保证每日完成签到、“看广告”等任务,就能每月获得最低4000元,最高过万元的收益。以此计算,钱宝网的年化收益率在40%以上。

《华夏时报》记者发现,自从张小雷自首消息出来后,钱宝网投资人心态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是部分投资人认清现实,表示“玩的时候就知道是赌博,现在已经去报案了”;另一边则是一些“宝粉”从之前质疑“张小雷被抓”是假消息,到如今力挺张小雷坚决不报案,甚至还曾去公安局拉横幅要求“释放张小雷”。

那么,钱宝网的年化收益率在40%以上是否合法?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应该怎么处理?

华夏时报网采访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

赵虎律师观点: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表示:

首先,金融投资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收益水平大约在10%左右,如果正常投资的年化收益率在10%左右,这个基本上是符合实体经济收益水平的;如果投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40%,这种投资收益是没有支撑的。

其次,因为投资人在该案中不是犯罪嫌疑人,他们是受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是要退还的。很多投资人想知道钱是否可以追回来,那就要看警方的调查结果了,要看最后盘子里还剩多少,公司和老板还有多少财产可以变现、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会积极主动上交自己获利的部分。当然了,时间肯定是漫长的,或许一年、或许两年,但如果不去报案不去登记,那办案机关就不知道谁是受害人,最后追缴的资金自然就不会分给真正的受害人。

事件起因:

2017年12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微博“平安南京”发布消息称:“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017年12月26日向南京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南京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调查。”

据悉,钱宝网的运营模式是用户注册成为钱宝网会员并缴纳保证金后,每天签到,并去“任务大厅”领取“看广告”、“填写问卷”、“试玩游戏”等任务,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钱宝网用户缴纳10万元保证金,并保证每日完成签到、“看广告”等任务,就能每月获得最低4000元,最高过万元的收益。以此计算,钱宝网的年化收益率在40%以上。

《华夏时报》记者发现,自从张小雷自首消息出来后,钱宝网投资人心态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是部分投资人认清现实,表示“玩的时候就知道是赌博,现在已经去报案了”;另一边则是一些“宝粉”从之前质疑“张小雷被抓”是假消息,到如今力挺张小雷坚决不报案,甚至还曾去公安局拉横幅要求“释放张小雷”。

那么,钱宝网的年化收益率在40%以上是否合法?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应该怎么处理?

华夏时报网采访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

赵虎律师观点: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表示:

首先,金融投资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收益水平大约在10%左右,如果正常投资的年化收益率在10%左右,这个基本上是符合实体经济收益水平的;如果投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40%,这种投资收益是没有支撑的。

其次,因为投资人在该案中不是犯罪嫌疑人,他们是受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是要退还的。很多投资人想知道钱是否可以追回来,那就要看警方的调查结果了,要看最后盘子里还剩多少,公司和老板还有多少财产可以变现、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会积极主动上交自己获利的部分。当然了,时间肯定是漫长的,或许一年、或许两年,但如果不去报案不去登记,那办案机关就不知道谁是受害人,最后追缴的资金自然就不会分给真正的受害人。

201813日晚900-10:00,虎知娱乐法第十六期在线沙龙顺利举办。本期沙龙主题为《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案谈经典作品改编权,特邀嘉宾分别为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王晶律师、北京市富盟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咏东律师、陕西普和律师事务所薛永谦律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参加讨论的还有传媒公司从业人员、对传媒娱乐法感兴趣的多位律师和群友大家围绕经典作品改编权这一主题,从《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著作权案争议焦点、改编经典作品可能遇到的法律纠纷,以及如何尽量避免这些纠纷三个方面,在有限的一个小时内进行无私分享和热烈讨论。

一、回顾《红色娘子军》著作权案

1.基本案情

王晶律师梳理了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他介绍:从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案件主要有三个时间节点。一是1961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根据原告梁信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由谢晋导演拍摄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并公映,电影片头署名编剧梁信。二是1964年,当时的中央芭蕾舞团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根据梁信编剧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进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并于同年9月,改编成功进行公演。三是1993626日,梁信与中央芭蕾舞团依据19916月实施的《著作权法》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确认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系根据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而成。协议还约定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支付梁信同志人民币伍仟元,梁信不再授权他人以舞剧形式改编,并且梁信享有署名权。

2.争议焦点

王晶律师指出双方争议最大的是1993年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

薛永谦律师认为,协议书实质上是一个关于报酬的约定,不属于许可。

王咏东律师也同意协议书的性质是对报酬的约定法院实际上是平衡了两方的利益,肯定了中芭改编权,保护了梁信的获酬权和署名权。

对该争议焦点,一审、二审法院的观点,均认可了中芭在1964年完成舞剧改编及公开演出该舞剧,是取得了梁信的许可授权的,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该许可既有口头应允形式,也有梁先生亲自参与改编工作的方式。

而1993年签订的协议并非许可协议,而是关于舞台剧演出报酬的协议。因此,协议中“十年之约”,并非是改编作品许可使用的期限,而是十年报酬的约定。这样一来,芭蕾舞剧2003年之后的演出,并不构成侵权,但应当依法给予梁信先生署名权并补足报酬。

3.著作权法实施前的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

杨新龙先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1964年剧本权利事实上并不归梁信因为1964年不存在个人著作权的问题。

罗向京女士回应,当时虽没有著作权对创作者的利益也是给予一定保护的,比如傅雷就通过翻译创作拿稿费。

王晶律师从诉讼实际情况出发,回应道,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同涉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梁信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

王咏东律师补充,虽然这个问题1964年是否存在个人著作权的问题有待商榷,但诉讼中中芭也没有否认

赵虎律师接着抛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1964年没有著作权法,但是通过著作权法之后,在立法之前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否有著作权呢?

对此,罗向京女士回应道,这涉及到法的效力问题。一国之法对一国国民有效,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著作权法对公民的作品,一律平等保护,无论作品创作在什么年代,只要不过保护期,都是保护的。但是,对于因作品产生的行为和关系,要适应行为产生时期的法律规则此所谓法不溯及既往。民法对于物的保护也这样的,不因物比如不动产产生的年代不同而不给保护。

二、改编一部经典作品可能遇到的法律纠纷

对该芭蕾舞剧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梳理、讨论告一段落之后,主持人肖莹女士将我们的沙龙讨论引向了第二个话题,主持人认为,法院的判决大家从各种角度来评判,作为法律工作者,更重要的还是要吸取教训,尽量防止可能的纠纷因此,提议请各位嘉宾谈谈改编经典作品可能遇到的法律纠纷及需要解决的授权问题

通过各位嘉宾及群友的交流与分享,改编经典作品常见法律纠纷及需要注意的授权问题,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1. 授权链条可能不完整

肖莹女士提到,我们之前讨论的舞剧这个案件,是有授权只是没有保护原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实践中,更多的可能是在源头就没有授权,改编人没有认识到是侵权行为

薛永谦律师指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条之规定,改编权属于财产权范畴,可以继承、许可、转让。在实践中一方面对原作品的改编需要直接从原著作权人取得许可;另一方面对改编作品再改编,一般必须经过原著作权人、改编作品(演绎作品)著作权人同意。

王咏东律师也强调,改编他人作品,需要征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在取得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改编

张玉娇:经典作品改编电影电视剧,应该找到权利的源头,层层授权。同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经典作品已经过了著作权保护期

实践中,作品改编很常见,改编形式多样,正如赵虎律师谈到的,经典作品改编的形式多样,比如:将传统戏曲改编成电影,像《智取威虎山》;有影视公司想将改编自《聊斋的作品再改编成电影;将经典的好莱坞电影改编成国内电影,像《我知女人心》《搞定岳父大人》等等。

因为作品改编产生的纠纷,不在少数,未取得授权或授权不完整,是纠纷产生的常见原因之一。因此,在改编一部作品之前,我们首先要重视授权问题,避免未取得授权或授权不完整情况下的改编行为。

2.对改编权授权约定不明

即便取得了改编权授权,但若是对改编权授权的内容约定不明,同样可能产生纠纷。如赵虎律师提到的,就像这次《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涉及到著作权纠纷,法院判决认为得到了改编许可,那么授权了多长时间呢?授权内容是改编成剧本还是芭蕾舞芭蕾舞这么多年,经过复排其实也有变化,那么每一次变都需要再授权吗?这些都是盲点

李梦雪认为,需要在改编权授权协议中明确授权期限,授权内容等

对于授权期限,赵虎律师指出了一个很现实的实务问题如果没有写明改编权的授权期限,应该是多长时间呢?比如租赁合同,最长时间为20年。那么改编权授权合同,如果没有写明期限的,究竟是20年、剩余著作权保护期限还是授权人随时可以收回授权?

王京燕提出如果没有约定授权期限,是不是可以没有期限的进行改编

孙佳丽也提出类似的疑问没有约定授权期限是否类似借钱没有约定还款日,可以提示后给予合理时间收回授权?

李梦雪认为这种情况下作者应该可以随时回收除非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就好比没有约明权利归属,一般都会认定归属作者

赵虎律师回应如果授予的是改编权,在改编之后一般就收不回来。

李梦雪补充道约定授权期限其实是督促被授权方早点行使权利,避免资源搁置,浪费机会成本,如果及时行使了的话,作者应该也不会考虑回收了

除了因为授权问题产生的纠纷外,经典作品改编还可能涉及其他纠纷类型,如薛永谦律师指出的,可能会产生署名权纠纷、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报酬纠纷等主持人肖莹女士也强调,即便取得改编权授权,改编时也不能歪曲原著,要不然也会承担法律责任

三、对经典作品进行改编应如何尽量避免法律纠纷

1.明确改编权授权主体

晓林影视赵劼先生给大家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赵先生所在团队上周刚刚取得一部出版作品的影音制品改编权,现在文字出版物的作者口头同意,接下来要进行签约,是不是还需要和出版方联系以取得授权

王咏东律师回应,授权主要是和版权人进行约定,一般不需要和出版方(社)发生联系。同时要看版权人和出版商的协议是否对这方面有约定,同时在签署影视制品授权协议的时候和版权人对这方面进一步约定。

薛永谦律师补充,除了协议,还要结合双方来往信函。

晓林影视赵劼先生问到,如果我将作者的书改编成电影,电影再被改编成话剧,这算几个作品?需要几个授权?

薛永谦律师认为应当经前手和原著双许可。

赵虎律师进一步指出,如果两部作品的独创性内容都用了的话,一般需要取得双重授权。如果话剧没有用影视作品的独创性内容,只是用了文字作品的,那么不用双重授权,文字作品作者授权就可以了。

2.签订一份内容全面的授权协议

薛永谦律师指出,要避免纠纷首先要做好尽职调查,明晰权属。此外要制作详细的合同,约定清楚主体、许可时间、许可内容、范围、衍生品及演绎作品、海报、宣传册、信息网络传播权、违约赔偿、许可合同效力等

就以薛永谦律师提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衍生品约定王京燕提到一般来讲,根据改编权新形成的作品有自己的著作权,那约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有必要呢?改编后的作品本身自带这个权利了吧?还有关于衍生品的问题,有的案件里一方当事人认为衍生品不仅仅是物品还有服务商标等无形的权利。

赵虎律师强调,合同还是关键呀!经典作品的改编,要得到足够、明确的授权。关于衍生品,法律没有定义,如果双方在合同进行了约定,法院会尊重双方的约定。形成新的作品之后,新的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归新作品的著作权人所有,只要不侵犯原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就可以行使了。

张玉娇谈到,在协议中把授权内容、期限等约定清楚太重要了

梦雪进一步说,授权内容务必要明确比如说,是改编成舞台剧还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电影是否包括网络大电影都要约定清楚。

律师认为,版权许可的核心就是协议的起草

乐漾影视法务亚宁谈到,建议在实际IP管理中分阶段对公司现有的权利归属和授权内容进行表格整理与更新,各业务部门共享,这样可以大幅避免出现争议

主持人肖莹女士最后总结说道,通过以上讨论,在签订改编权授权合约时,一要确保授权链条的完整性二要明确授权期限;三要明确授权的具体内容;四要在改编中注意保护原作者的作品完整权五要对原作者的财产权进行详细的约定。总之,通过一系列考虑拟订尽量周全的合同来确保授权完整明确,是实践中避免法律纠纷的重要手段。

附:

1.关于改编权法律规定的他山之石

薛永谦律师在讨论中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关于改编权,其他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有的国家直接规定了改编权,比如:《印度著作权法》第二条解释(a改编指(i~v)五种情形《日本著作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翻译权、改编权等《法国知识产权法典》L.112-3规定,翻译、改编、改动或整理智力作品的作者,在不损害原作者著作权的情况下享有本法典的保护南非版权法》定义11)(i改编作品英国版权法》21.改编或者与改变有关行为之侵权。在有的国家是规定演绎作品,比如:《韩国著作权法》第5条、《巴西著作权法》5.VIII(g)《埃及》第1386.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著作权法部分)第1260条译文、其他演绎作品或编辑作品《美国版权法》A103

致  谢

非常感谢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王晶律师、北京市富盟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咏东律师、陕西普和律师事务所薛永谦律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肖莹女士的精彩主持,感谢罗向京女士、杨新龙先生、王京燕、张玉娇、李梦雪、孙佳丽等的积极参与,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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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