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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6

  3月底以来,号称“大自然的搬运工”的农夫山泉接二连三地陷入“质量门” ,打破了“世界水日”的平静:先后被曝出有黑色不明物、棕色漂浮物,以及“水源地垃圾围城”、“农夫山泉不如自来水”等消息,虽然一再澄清,但屡屡发生的质量事件,令消费者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边是坚称这一系列事件“质量门”幕后是竞争对手华润怡宝“蓄意策划”, 一边是不向公众认错。农夫山泉理由在于,其所执行的是浙江省地方水标准(DB33/383)。据悉,这个标准多项指标均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修改后的《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GB19298-2003)国家水标准。因此,国标地标差异似乎给了农夫山泉可乘之机,分析人士认为,农夫山泉“质量门”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饮用水标准中,“一个水‘N’种标准”的乱象。

在“水安全问题堪忧”的情况下,赵虎律师接受了《法人》杂志的采访,就事件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解答。

赵虎律师认为:“根据《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饮用水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企业必须适用,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下附全文链接: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30503/7989882.shtml

2013-01-15

在享受“快速”生活的今天,快递自然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环节,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已经有企业打起了“航天战”、“速度战”。

赵虎律师就企业如何取得航空资格的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解释了,解释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其文章也被《华网》引用在了《圆通速递的航空梦 并非因为被罚》一文中。

赵虎律师在文章中指出:“航空公司是由国家民用航空局管理,如果企业想筹建航空公司,航空局会有专门的专家组将根据法律和政策,针对飞行器、人员管理、无线电申请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审查和考核。只有当考核全部通过且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企业才可以筹办航空公司。在赵虎看来,如果圆通的资金充足,还是很有希望通过上述审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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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的航空梦 并非因为被罚

2013年伊始,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下称圆通)董事长兼总裁喻渭蛟在对社会各界的元旦致辞中提到,圆通在2012年全面推进航空战略,3架全货机先后投入运营,圆通的空运能力、快件时效和服务能级都有了进一步提升。圆通在其官网上表示,公司将于2013年加快推进航空战略步伐。

显然,圆通已经把发展航空上升到企业战略层面。进军航空领域是快递行业发展趋势,航空货运不仅可以提高货物运送效率,缩短运送时间,同时还可以拓宽服务种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同质化竞争。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副院长荆林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快递公司在实力具备和业务必须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对航空领域的投入。”

源起一纸罚单?

2012年10月22日,南航CZ6524航班在大连落地后发生了货物燃烧事件。11月12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下称中航协)在其官网上发布的处理通报中写道:经调查认定,此次货物着火的原因为包裹内耐风火柴自燃引起,这是一起相关责任人涉嫌故意将危险品谎报为普通货物进行航空运输的严重事件。

这一事件导致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上海汇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和上海启昊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注销了航空销售代理人资格认可证书,这就意味着这三家企业失去了以自己名义从事航空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销售代理经营活动的资格。

事件并未就此了结,11月26日,中航协又在官网上发布了对圆通的处理报告,称中航协在对事件的补充调查中发现,圆通从上海到大连的发运快件中含有两块锂电池,但圆通在向南航交运货物前,并未对货物进行核实并按相关规定进行正确分类,也未在运输文件中附随检测报告。因此,中航协注销了圆通二类货运代理资质(指经营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的货物运输代理资格),并要求各航空公司终止与圆通的合作,不得承运其所揽收的货物。

正当圆通因为货件的安全问题被中航协处罚而引起轰动之际,圆通计划筹办航空公司的新闻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圆通因为被罚所以准备自己筹办航空公司?答案是否定的,这笔罚单对圆通的影响并不大。中航协代理人监管办公室主任侯树杰对媒体表示,此罚单仅针对上海地区的圆通,其他各地圆通均不受影响。即便是上海地区,圆通的货物也可以通过货物运输代理公司(下称货代公司)进行托运。圆通也通过官网告知客户,快件运输一切正常。

其实早在2012年8月17日,圆通就通过其官网透露,圆通与杭州空港经济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约,圆通将在空港新城打造航空总部及华东管理区总部基地。圆通副总裁戚建敏也公开宣称:“现在,我们已租下3架飞机,总运力75吨。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我们已买下100亩地。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即2013年)我们的全货机将从天河起飞。武汉将成为杭州、北京、广州之后,我们第四个航空枢纽。”

圆通的航空梦已经起航。

圆通的“航空梦”

目前在国内快递中,仅有顺丰、EMS两家快递公司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荆林波向记者表示,和国际领先企业相比,国内快递公司的货机数量远远不足。目前顺丰只有6架自有货机,外加20余架租用机,而国际快运大鳄联合包裹(UPS)与联邦快递(FedEx)的货机规模都在600架左右。

快递公司自己成立航空公司,除了能够丰富自己的物流体系,更好地控制时效和成本外,同时也能为迈向国际做好准备。圆通新闻部主管王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圆通筹建航空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培育核心竞争力,因为对快递企业而言,服务和实效是永远的主题,而航空快递最大的优势就是“快”。

圆通董事长兼总裁喻渭蛟也曾表示,圆通的中长期目标是成立自己的航空公司,发展全国乃至全球的航空快递。

如何才能筹建一家航空公司呢?在汉卓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航空公司是由国家民用航空局管理,如果企业想筹建航空公司,航空局会有专门的专家组将根据法律和政策,针对飞行器、人员管理、无线电申请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审查和考核。只有当考核全部通过且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企业才可以筹办航空公司。在赵虎看来,如果圆通的资金充足,还是很有希望通过上述审批的。

据圆通公开资料显示,仅在杭州空港新城的项目中,圆通就计划投资55亿元。其中航空总部投资45亿元,用以建设总部的办公、培训、运行控制和航空分拨运转中心;华东管理区总部投资10亿元,用以建设行政办公配套用房、华东快件转运中心和转拨用房。圆通显然有备而来。

对于中国快递企业进入航空业,荆林波持乐观的态度:“低空要在‘十二五’开放,(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快递业会有更多的公司进入航空快递。”

亟须加强的管理

尽管圆通的航空梦已经起航,然而自己筹建航空公司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货件的安全。2012年11月25日,圆通在其官网对此次违规事件的解释为:因业务旺季我司揽收验视及内部安检过滤疏忽所致。显然,圆通在货件安全的管理上存在疏漏。

关于航空快递的安全,业内人士陈远向记者介绍,目前他所在的航空公司在保证货物安全时具体有三关:第一关,货代公司收到货物后向航空公司申报并进行安全检测;第二关,货站工作人员拿到入仓单后,根据货品的名称进行辨别;第三关,机场安检员通过扫描屏幕辨别或开箱检查来进行检测。

陈远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亟须提高货代公司和货站对于航空货物危险品和潜在危险品的意识。”

近年来,电商的井喷式发展给快递行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压力,快递企业多靠加盟商来扩充网点,从而占有市场。但随之而来是快递企业频遇管理问题。2012年年底,新浪微博用户“幸福苏州”的一条“圆通搁浅中,亲,你的慢递还好吗?”的微博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该微博称苏州工业园区圆通的投递点出现问题。记者了解后发现,苏州圆通的快递加盟商跑路导致苏州圆通业务一度中断,积压了大量货件。

在圆通不断拓展业务的过程中,加盟公司从业人员的诚信和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对此,圆通一方面肯定了加盟模式对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另一方面,圆通认为,即使在直营模式之下,由于管理体系庞大且链条较长,也可能出现服务质量差异。在圆通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管理模式,而是管理力度。

王娟表示,圆通将不断加强对加盟商的管理力度,利用培训、座谈等方式加大对加盟网点的指导,同时对加盟商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如投递时限、投递质量、投诉处理等,最终实现对加盟商快件运输的安全管理。    (记者 实习生 贺兆顺、王丹璐 据采访对象要求,陈远系化名

2012-12-04

2012124日下午,汉卓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首席律师赵虎接受北京市海淀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邀请,参加“和谐海淀,和谐社区”法律知识竞赛,并担任专业评委

本次竞赛题目的范围主要为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大部分为社区干部和居民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本次竞赛数十个社区派出代表队参赛赛事分为预赛与决赛,六支队伍脱颖而出成功杀入决赛。

在竞赛过程中,作为专家评审的赵虎律师将参赛题目的正确答案利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给参赛的选手们。期间妙语连珠的点评引起竞赛会场热烈掌声。

赵虎律师最后评审中表示:“法律的本质是公平和平等,婚姻、继承等法律的精髓是男女平等、责任义务一致、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不管最后得分多少,所有的参数选手都领会到了这些精神,这就是胜利。

2012-07-10

6月26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下称《北京条约》)在北京正式签署。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表示,《北京条约》最大的亮点是填补了视听表演领域全面版权保护国际条约的空白,平衡了创作者、制片人、表演者等各环节的利益关系。

曾几何时,音乐人们慨叹,中国是世界音乐迷们的“天堂”,任何一个可以上网的电脑、手机都可以不限时段地免费下载海量歌曲。

但是,在这轻点鼠标的一刻,侵权行为已经发生。

近日,央视《对话》节目的录制现场,几乎成了一众老板关于非法下载和盗版的诉苦大会。

星光国际传媒集团董事长王哲第一个叫苦,他表示,公司去年投资上映的电影《鸿门宴》,前期大概投入了一个亿,预期票房2.5亿,没想到上映第一天盗版就出现,所以最终票房只拿到了1.8亿,和最初的心理期望值差了六七千万。“这个事例比较惨痛。”王哲说。

不料,随后发言的恒大音乐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柯表示:“音乐才是人们最轻视的产品,王哲最不应该抱怨。”因为“他们还拿回了一亿八,如果音乐公司投了一个亿,估计能拿回一千万就已经不错了。”

“大家都希望喝免费的牛奶,谁来养奶牛?”柳斌杰表示,要从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道德风尚,“过去如果偷了人家十块钱、一百块钱,大家认为很耻辱。但是为什么用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为自己去谋利,大家却不以为然?”

打官司不合算?

知识产权领域里的侵权案件不在少数,但是在权利人的眼中,打官司却是一件不合算的事情。

恒大音乐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柯表示,在互联网领域,音乐版权的保护不像传统行业里边的版权保护那么直接,没办法做到只要去举报,第二天版权执法部门就可以让侵权者停掉、罚款。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即便他扛起了法律的大旗去给一首歌立案,在经过取证、公证等,花费一万多元把官司打下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制作成本三万到五万元的歌曲,法院只会判个几十元的赔偿。“最终我们发现,打官司的结果是,即使你赢了,也是一件极其不合算的事情。”宋柯说。

对此,柳斌杰表示,这个问题他们确实碰到过。比方说一个电影拍出来,刚一上院线公映,第一场就被偷录,第二天就做成光盘卖了,结果电影投资者得不到回报,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所以现在导演最头疼的问题是盗版。“如果源头上没人去生产,都想去盗用别人的成果,就不会有原创,这种情况是现在最需要治理的问题。”

对于赔偿低的问题,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首席律师赵虎表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法院一般有三种方式来判决赔偿数额。一、原告自己能证明损失,损失多少赔多少。二、原告无法证明损失,根据被告的获利,比如点击量等来计算赔偿数额。三、法院酌定数额赔偿,即上述两种情况都无法证实的情况下,法院的综合判定。

“需要强调的是一首歌的制作成本和损失之间肯定不能画等号,但是一般来讲,歌曲、影视作品的判决赔偿数额确实不高,这也是司法的一个问题。”赵虎说,“比如说网络首播权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影视作品,但侵权只判几万,非常热播的电影最多判20万元的现象比较常见。”

至于打官司的成本,赵虎表示,其实不会太高。可能涉及到的费用包括立案费、取证费、公证费、聘请律师的费用等。赵虎介绍,立案费用最低的50元,根据原告方索赔赔偿数额的高低,如果索赔数额达到几十万元,立案的费用可能达到几千元钱。如果涉及专业人员举证,涉及到的公证费在2000元左右。而且胜诉后,法院还常会判被告来承担这部分费用。

《著作权法》草案让音乐人不满?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发出通知,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音乐人们的反映最为强烈。

根据《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这意味着录音制品自出版后3个月,任何人都可在不经许可的情况下翻唱或重新录制该录音制品。

用海蝶音乐总裁卢建的话说,“我们苦等了十年的法案,实际上又把我们的权利给剥夺了一次。”

律师赵虎认为,这一条的修改符合国际协定和通行的标准,是为了防止一首歌出来后,一家唱片公司的垄断,不利于文化大繁荣的需要。

卢建的反映更为激烈:“怕音乐公司垄断,我们都快崩溃了,如何垄断?”卢建表示,十年前海蝶推出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卖了160万张,次年推出林俊杰的专辑《江南》,在大陆也卖了160万张。但去年再推出阿杜和林俊杰的专辑时只卖了几万张。原因很简单,专辑还没卖,便已经通过网络传播出去了,这对传统的音乐商业模式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卢建表示,中国的音乐市场现状是“使用者的天堂、渠道商的天堂”,为什么就不能够把著作权法的修改偏向于创作人呢?“日韩的分成模式是90%给权利方,10%给渠道方,但是我们目前权利方拿1%都不到,权利还要进一步被剥夺,这是我们很困难的地方。”

针对唱片公司的现状,赵虎告诉记者,这条国际通用的法例之所以在国际上反应不大,但在国内反响巨大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国外对作者的保护是到位的。试想,如果每位后来重新翻唱或是重现灌制唱片的公司都会给权利人付费,权利人的歌曲可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那么这对他来说,何乐而不为?但国内的实际情况是,根据现行的法律,在支付报酬方面,《著作权法》包括其修改草案对于怎么支付、支付多少,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只能寄希望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里关于支付报酬的问题可以得到加强。

“强势的渠道需要调整”

对于企业、剧组面对盗版时的种种无奈,柳斌杰表示充分理解;他认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办法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法律的武器,像电影艺术行业,新通过的《北京条约》,就是专门针对表演这个门类做保护的。第二条是技术的保护。从国家来说,正在开发互联网、院线、家庭终端,各种技术的保护平台。让你(翻)拍不了,也下载不了。日本、美国一些公司已经有了这个技术。第三个就是加大全民反盗版的意识。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盗版也就没了。

宋柯认为,制作方需要去做一些超过MP3质量的产品,比如说CD音质,要挖掘出一种让消费者觉得应该花钱买的产品来应对新的发展。

柳斌杰表示,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创意确实是最关键的环节。但中国的现状是互联网技术公司占领了各种渠道,它是优势地位。而一切内容生产,包括音乐在内所有的内容生产,是后加入的,处在劣势地位,甚至于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音乐作者、图书作者和文章作者自愿地把东西送给互联网去免费地发。“大家都希望喝免费的牛奶,谁来养奶牛?奶牛用什么来养?我们必须不能做免费的牛奶供应,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应对策略,提高创意在整个产业链条中间的收益分配比重。”

与国外杂志、报纸拥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发布新闻不同,国内的门户网站大都是从平面媒体常年、免费获得新闻内容。

柳斌杰说:“我们很大的一家报社把自己的东西放到网上,就要人家5分钱,(但)你派一个记者到西藏去采访一条消息,花了几万元,只要人家5分钱。”柳斌杰认为,这个强势的渠道需要调整。据其透露,目前国家版权局正跟电信商、通信商、移动运营商签订保护知识产权的协定,一定要使创意占到整个产业链的主导地位。

“不过,创意方也要逐渐地构建自己的发布平台,自己的渠道,不能光用别人的渠道去发行。”柳斌杰说,“我估计通过法律调整、加强行政管理、技术措施、社会的综合管理的效益,我们在两三年时间,这个情况就会大变。”

2012-07-02

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最终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达成了和解,关于6000万美元的价格是否合适,这就要综合看双方的具体情况了,这基本上是一个你情我愿的问题。苹果公司愿意出这个价码,因为苹果公司将来获得的绝不止是这个数,而如果不和解可能损失的也不止这个数。深圳唯冠可以开出这个价码,因为对方是苹果。这个数字本身并不存在值与不值的问题。但是,和解对双方来说应该是一种双赢,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结果。

该案如果判决的话,双方可能是双输。如果深圳唯冠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了iPad商标的话,最终法院会判决苹果停止使用,但未必会判决赔偿损失,这样的结果对于深圳唯冠来说并非是其真正目的。目前iPad商标对唯冠来说已经没有使用价值,只是具有交换价值。如何快速的把iPad商标变现是深圳唯冠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最能出得起大价钱的、最靠谱的无疑是苹果公司了。而如果判决的话,苹果公司最终非常可能不能再使用iPad商标(关于苹果公司与台湾唯冠之间签订的合同,在中国目前的法律背景下,本文认为苹果公司获胜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并且涉及目前已经侵权与已经生产出来尚未销售出去的iPad2如何解决的问题,再加上新Ipad也需要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其损失可能不止6000万美元。所以,只有调解,对双方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这个案件开始以来大家一直预测的一个结果。

这个案件虽然结束了,但是思索仍在继续。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有这个几点可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1、要更加重视知识产权。应该说,中国的企业已经在重视知识产权了,只是重视程度还不够,各地情况情况不一、不均匀。在此之前,估计许多中国的企业没有想到过一个商标能有这么大的价值。有的企业认为: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苹果公司的身上,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中国的许多企业都是想做大做强,想做“苹果”。确实,任何一个中国公司可能都会成为今日的“苹果”,既然想做大、做强,还不重视知识产权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知识产权问题处理不好,企业非常可能猝死。从现在就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尚不晚。

2、一定不能忽视尽职调查的作用,走出国门的企业应该注意学习当地的法律规则。现在也有许多的中国企业走出了国门,也有许多中国企业在外国遇到了各种问题、案件。从这个案件上我们可以看出,苹果公司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是因为当时的尽职调查工作没有做好,合同签订的时候没有把深圳唯冠包括在内,对中国大陆的法律规定并不熟悉。作为中国企业,应该吸取教训,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注意做好尽职调查,熟悉当地的法律规定。比如,中国实行的是商标注册制,美国实行的是商标使用制。如果中国的企业到美国进行生产、销售,除了注意到已经登记在册的商标外,对于市场上已有的、正在使用的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的商标也要进行了解,否则仍然可能构成侵权。

3、遇到问题,利用当地的规则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当我们许多走出去的企业遇到当地的调查或者诉讼时,有许多企业不喜欢利用当地的法律规则寻找律师努力解决,而是比较喜欢放弃或者通过其他非法律途径解决,而付出的代价往往更加惨重。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苹果公司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它一直在根据中国的法律、找到中国的律师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放弃。最后这个结果,对于苹果公司来说也肯定不是最坏的结果。这是我们的企业所需要学习之处。

能够吸取教训的,就是明日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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